因报复而出轨，我付出了代价 图文无关
破单车上的白衬衣
我很平凡，平凡到我最大的愿望只是拥有一个心爱的妻子，一个乖巧的孩子，然后每天能和他们在夕阳下散散步，仅此而已。
我又很执着，执着而从十几岁到现在，我的愿望一直未曾改变。
那年，我24岁，在一家工厂里当工人，每天最大的乐趣不是工作，而是从家到单位的那段路程，我慢悠悠地骑着我的破单车，欣赏沿途的风景。
妹妹看我老大不小了，为我的婚姻奔波了起来。她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女孩就是文瑜（化名），我现在的妻子。
妹妹告诉我，周末下午五点，在公园门口等一个穿白衬衣的女孩。我早早赶到约会地点，有一点紧张，有一点期待。
不一会儿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我眼帘，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我小学同学文瑜，十几年不见，她出落得亭亭玉立。见到老朋友，我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。十几分钟后，我猛然记起自己还有重要事要办，告别了也在等人的文瑜，仔细寻找起穿白衬衣的女孩子。
来回找了几圈，愣是一个符合条件的人都没有，我真是又气又急。文瑜看着我，忍不住笑起来：“也许你要找的人已经来了呢！”我不解地看向文瑜，使劲地拍了下大腿：文瑜就穿着白衬衣，我怎么没注意呢？
文瑜成了我破单车的座上客，我没有钱，不能给文瑜买很多东西，只能在单车上跟她讲一个又一个笑话。文瑜总是轻轻环着我的腰，静静听着。我带着她，从城南骑到城北，再从城北骑到城南，我的嘴巴不停，文瑜的笑声也不停，我们在单车上进行着属于我们的平民浪漫。
2003年，父亲病重，老人希望我们赶快把婚事办了，正当我犹豫不定以哪种方式向文瑜求婚时，一个意外的消息狠狠打击了我：文瑜已经结婚了。
原来，这4年来，我一直在扮演第三者的角色。破单车被我一怒之下扔进了河里，往日雄赳赳的斗志成了泄了气的皮球，我简直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，她怎么可以骗我这么久？
妹妹告诉我，她对文瑜的隐瞒也很吃惊。文瑜告诉她，自己的婚姻是被迫的，丈夫婚后就外出打工，一直没回来过，妹妹还说，有我陪着文瑜的这4年，是看到她最多笑容的4年。
我的心一下子软了，为了自己所爱的人，牺牲一点算什么。在文瑜办好了离婚手续后，很快我们把离婚证换成了结婚证。
楚明的语调里难得地出现一种明快，他的手交叉地握着，仿佛握着当年文瑜的手一样，回忆散发着温情魅力。
你在干嘛
新婚之夜，我像待宝贝样对待文瑜，丝毫不介意她曾经是别人的女人。当我拥着她满足地入睡时，我对自己说：“娶到自己爱的人真幸福。”
文瑜跟我商量好了，趁着年轻，多打拼事业，孩子晚两年再要。虽然我盼子心切，但想想文瑜说的也在理，我们一起制定了个奶粉计划：等我们存够了钱，就生个大胖儿子。
当别的夫妻在为谁给孩子换尿布而喋喋不休时，我们却在一旁窃喜，没有人打扰的二人生活真是舒服啊。
文瑜烧得一手好菜，隔得远远地，就能闻到从我家传出的诱人菜香味。有一段时间我工作忙，文瑜就把饭送到我单位去，这下子，她的好厨艺可传开了，好几个同事的妻子都来向文瑜取经，让我好不风光。
我还算是个讲情调的男人，每隔几个月，我都会带着文瑜到乡下过周末。明着我说是忆苦思甜，实际上是重温蜜月。这时候的粗茶淡饭胜过满汉全席，我时常感叹：这几年的压力总算熬过来了。当年多少人笑我傻，骂我挑媳妇没眼光。可事实证明，我和文瑜是幸福的一对。
文瑜干的是销售工作，为了完成我们的奶粉计划，文瑜拼了命地工作，短短两年间，文瑜的工资提高了4次。
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天一定要给文瑜洗脚。她每天要走很多路，本来白嫩嫩的一双脚长了好多茧。我心疼地摸着这些茧，发誓要对这个女人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
我们买了部手机，心想夫妻间没什么秘密可言，我和文瑜就共用一个手机。因为文瑜业务忙，所以手机跟着她的时候多。
那个周末，文瑜还在午睡，手机短信的滴滴声把我吵醒了，一个陌生的号码发了一条“你在干嘛”的短信。也许是睡醒了无聊，我突然想知道是什么人在跟文瑜发短信，就依照着她的语气跟对方回了过去。
一来一去几个回合下来，我发短信的手开始颤抖，心头更是蒙上了一层焦虑：对方是个男的，跟文瑜的关系熟过了头。
我叫醒了熟睡中的文瑜，她一把夺过手机，骂了我句：“神经病，我哪儿来的时间认识别的男人！”
文瑜的责骂，让我责备自己的狭隘，后悔不该怀疑妻子。
楚明十指相扣的手开始握成了拳头，偶尔张开来时，可以看见手心溢出的汗珠。
我报复了她，老天报复了我
我以为一切都只是我的小心眼在作祟，直到半年前我去交手机话费。
几米长的话费清单，有几个手机号总在重复出现着，打电话、发短信的次数都非常频繁。我不由地想起了那次短信，“背叛”两个字在我脑海里时隐时现，我的愤怒之火开始点燃。
我骗文瑜要出差几天，静静躲了起来，思考着怎样才能面对几天后我可能要面对的问题。
我提前几天回了家，在楼梯拐角，我看到一个男人从我家走出来。我发疯似地冲回家，文瑜正光着身子躺在床上，并无慌乱。我不明白，她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，仍泰然自若。
我冲出了家门，那天下着大雨，天地灰蒙蒙的一片。我就这样走在大街上，没人看得出我在哭，大雨挽救了我最后一丝尊严。
我浑浑噩噩地走到一家10元休闲店的门口，被大雨洗刷过的我，没有清醒反而更加挫败，我怀着报复的心理走进了休闲店……
文瑜应该感受到了我的痛苦，可能是内疚吧，她的应酬减少了，那个号码也不再在手机里出现。
她用行动暗示着我们重新来过。既然原谅了她一次，我也有肚量再原谅她一次。我们的小屋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
然而，一切没有就这么过去。
这几个月来，我发现下身有明显不适，且一直持续低烧。直到参加单位体检，我才紧张起来，我翻阅了大量书籍，也含蓄地问过一些学医的朋友，从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，我很有可能得的是艾滋病。
怎么会这样，我才30岁啊，只是一次小小的报复，就需要我拿宝贵的生命作交换吗？
我整天像个没有了灵魂的躯壳，游离在生与死的边缘，精神几乎快要崩溃。我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来了武汉，确诊到底是不是得了艾滋病。
医生开导我不要自己去假设，要用诊断结果说话。6月底，我的诊断结果就要出来了。这些天我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着。万一我真被传染了艾滋病，文瑜会不会也被传染？那我岂不成了杀人凶手？即使如果我是健康的，我想我也不会快乐了，这场报复的游戏，早已超出了输与赢的界限。
楚明的声音又恢复到最初的低落，只有他心里清楚这个“万一”的比例有多大。难得的是，他现在更担心的是妻子的健康;也终于知道，报复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只会产生更多问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