口述：性无能丈夫迷上药丸 图文无关
齐娅相貌平常，自然卷曲的头发束起一部分，另一部分披散在肩上，弱化了脸部的棱角；她说话的声音很柔和，也很爱笑，几乎每说几句话就要笑，透着不好意思，也透出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味道。
现在的齐娅很幸福，第二任丈夫对她疼爱有加，处处为她着想，在她下岗后再就业的过程中，也给予了全方位的理解和支持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给了齐娅一个女人本应享有的幸福。
少女的时候，齐娅喜欢过一个男生，但是在那个父母习惯干涉儿女婚姻的年代，她的初恋还没来得及开花，就夭折了。
我出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个很普通的家庭，但是家教比较严。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很正统的，尤其女孩子，要稳重、本分、贤淑，还要“规矩”。我从小就听话，从来不给大人惹麻烦，再说，我妈在家里比较厉害，她说的话我也不敢反驳。
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偷偷喜欢上了一个男生，叫小军。从小学到初中我们俩都在一个班，不知道这样算不算青梅竹马？我们经常在一起出板报、安排学习小组的活动。他学习好、画画好、唱歌好，各方面都好，要求上进，人也正直。只要和他在一起我就特别开心，学习也有劲头。但是，这种心思只能是偷偷的，要小心掩饰，因为在那个年代，“早恋”可是件丢人的事，被老师和家长发现了可不得了。
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和小军考进了同一所学校，但我在快班他在慢班。一想到以后不能每天见到他了我就受不了，竟然找到老师，主动要求上慢班，就这样，我们又在一个班了。那年我们都16岁。
将近10年的同班同学了，小军也感觉到了我对他的好感，经常向我借书、借作业本，找借口和我在一起，放了学也故意等着我，在我身后两三米远的地方跟着，我们装作彼此不认识，但听着他的脚步声，我就忍不住在心里笑。
在这种隐秘的快乐中，我们高中毕业了。小军直接顶替他爸爸上了班，我则成了一家大型企业的代培生。有一天，一个女同学把我们俩都约到她家，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，我和小军才正式交往起来。所谓“交往”，就是各自找个借口从家里溜出来，在高中学校的操场边上，隔着一棵树背对背坐着，东一句西一句地说话，那时候谈恋爱都不敢公开，连碰碰手指头都不敢。何况，我们还不知道家里人的态度。
当我妈知道我和小军处朋友的时候，正如我担心的那样，她坚决反对，没有理由，就是不同意，还发动哥哥、嫂子一起对我“轮番轰炸”。我不得已和小军断了往来。我们总共只交往了一个月零五天，初恋就结束了。
初恋的滋味大多是青涩的，成功的也只是少数，但它对每个人造成的影响却有很大差异。齐娅初恋的失败，直接导致了她盲目的婚姻。
和小军断了以后，我妈妈和哥哥、嫂子就开始给我大张旗鼓地找对象，我一个也不见。正好我代培的那家企业在大港区新建了厂区，我强烈申请去那里工作，赌气离开了家。一起去的有十几个人，都20岁上下，分别住在男女单身宿舍里。新厂区建在很偏僻的地方，女工们上下班的路上很不安全，没过多久，同来的女孩子们就都找了男朋友，一对一地进行保护，就剩下我一个人落单。我那时还没有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，心里每天想着小军，情绪很不好，压根没有找男朋友的心情。这时候，国良出现了。
国良大我一岁，比我早一年进厂，是我们组的小组长，虽然胸无大志、不爱学习，但憨厚、脾气好。他看我平时总一个人走，就经常主动接送我上下班。那时我妈妈三天两头叫我回家相亲，我心里生气但又没有办法。当国良提出想和我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在我看来，只要他不是我妈介绍给我的就行，这大概是我那时候唯一能做的消极抵抗。
和国良在一起，我没有一点快乐的感觉，但我们还是很快就谈婚论嫁了。婚后一年女儿就出生了，生活平淡得让人留不下任何记忆。
我是个好强的人，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国良却庸庸碌碌，不求上进，下了班就找人打牌，没事干时，宁可闲着也不肯看看书。我和他没有一点共同语言，有时候和他说点正经事，他一张口，就是南辕北辙，反而让我心烦，索性什么事都不跟他说了。
除了性格上的差异，我和他在那件事上也毫无快乐可言。国良在那方面的需要很少，每次和我同房的时间也特别短，我还没有进入状况，他已经做完了。有一次我悄悄看表，发现我们做爱的过程最长仅持续4分钟，有时甚至1分钟就结束了。那时我对这方面的知识少得可怜，我以为正常的夫妻生活就是这样的。只是我自己从中感受不到任何快乐。
时间长了，我也特想找个人说说自己的烦恼，可是这种事又怎么张得开嘴呢。最后，我还是遮遮掩掩地对单位里的一位老大姐说了。老大姐神情严肃地对我说：“齐娅，你得带他去看医生，他这是有病，而且病得还不轻！”可是国良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病，他对我吼叫：“谁说我有病？我没病！”国良死要面子，就是不肯去看大夫，最后还是老大姐出主意，骗他去
医院看腹胀的毛病，才把他领进了一个老中医的诊所。
国良终于接受了事实，开始治疗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，夫妻生活果然有了改善，齐娅满心欢喜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治疗刚刚有了起色的国良，竟然添了新的毛病。
人家老中医一把脉，就把国良的种种病症说得一点都不差，国良自己都吓出一身冷汗，然后乖乖地按照老中医的嘱咐开始治疗。一个疗程之后，国良果然大有好转，不仅每次同房的时间延长了，而且，对那件事也显得更有兴趣了。
不久，我因公出差了半个多月。人们都说“小别胜新婚”，回家的那天晚上，国良显得特别有兴致，令我吃惊的是，他那次竟然做了十几分钟。激情退去之后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就问国良怎么回事。国良开始笑而不答，我再三追问，他才告诉我，他买了一种可以延长时间的小药丸。我一听就生气了，很严肃地对他说：“咱们应该继续吃中药治疗，乱吃这种药是要毁身子的！”国良不说话了。
但是从那以后，我发现他不那么认真治疗了，反而在外面变得越来越活跃。他仍然不求上进、庸庸碌碌，人也开始变得花心，特别喜欢和女同志说话，我也曾发现过他和别的女人调情。我说过他，他表面上也答应不胡来，可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。
孩子上五年级的时候，为了考上好中学，转到市里上学。我就每天坐班车往返于大港和市里之间，国良则一个人住在大港的家里。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了夫妻生活。这期间，大概是身边没人管的缘故，国良开始不好好上班，还经常赌钱。我为了充实他的业余时间，就给他买了一辆大发车，让他不上班的时候出去跑跑出租。国良很喜欢这个活儿，没事时就出车。那会儿正是改革开放初期，很多外地人涌入大港，做那种生意的“小姐”们也是那时候出现的。
我这人心很细，每次回家的时候，我总能感觉到家里来过陌生人，尽管一切家具摆设看起来都是原来的样子，但那种直觉非常强烈。我有意做了一些记号，比如在茶杯下面压上一张纸片，把被子的一个角折起来等等。有一天，我发现大床上的被子被动过了，打开一看，被子的折角还在，但本来是向上折的却变成了向下折的。显然，国良了解我的习惯，也在有意防备着我的“侦察”。我知道，国良一个人的时候从不睡大床，既然睡在大床上一定是两个人，会是谁呢？我在枕巾上找到了一根长头发，又在抽屉里找到了几粒“小药丸”，这下我全明白了。
其实，早就有风言风语传进我的耳朵，说国良开出租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小姐，还把她们带回家过夜；说他吃着那种药找小姐真是“潇洒”得很……
虽然我对丈夫的感情已经越来越淡，可验证了他的背叛仍然让我感到愤怒，只是为了孩子才没有提出离婚。我把车卖了，让国良和我一起每天坐班车往返于大港和市里之间，但国良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。
没多久，国良竟变本加厉，带了好几对男女去我家过夜，把自己家变成了他们群奸群宿的据点！
齐娅忍无可忍，终于提出了离婚，可因为从来没有抓住国良的证据，国良又以孩子要挟，所以婚没有离成。齐娅只好耍了一点小手腕儿，才摆脱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。
国良已经成为单位里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了，大家都在背后议论纷纷，只有我出奇地冷静，好像发生这种事的并非我的丈夫一样。当国良的所作所为成为众所周知的“秘密”时，我再次跟他进行了彻夜长谈。我问他：“你到底还想不想要咱们这个家？如果想要，那你今晚就给我写个保证书，保证你以后坚决不再胡作非为，否则，这个家肯定散！”国良说他“当然想要这个家”，但却说什么也不肯写保证书。
“我要是写了，不就等于把证据给你了吗？”
“可是你不写，这婚我就离定了。你若写了，保证以后真的痛改前非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过日子。”
在我的软硬兼施之下，国良终于给我写了保证书：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找小姐……签了名字，写了日期。收起保证书的时候，我还抱着一丝侥幸，以为从此可以太平了。可是我错了。
当国良再次故态复萌的时候，我彻底失望了，毅然带着他亲笔写的保证书走进了法院。因为有保证书作为证据，法院很快就判决我们离婚了，孩子也如愿归我抚养。回家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和孩子的东西都被藏了起来，对此，我只有轻松一笑，既然已摆脱了痛苦的婚姻，这点东西我又何必在意呢？
离婚之后，我过了好几年的单身生活。后来，有人介绍我和章庆认识，他就是我现在的丈夫。章庆比我大一岁，也是离异。他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可以依靠。他不仅经常到家里帮我照顾生病的妈妈，还能跟我女儿成为朋友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帮我女儿做饭、补习功课。他对我的关心也不仅仅是嘘寒问暖，更能在精神上引起我的共鸣。
后来，我们结婚了。新婚之夜，44岁的我才第一次真正享受到正常的夫妻生活，没有被迫和勉强，只有全心全意的付出和完全身心交融的默契，我在章庆的温存、尊重和爱中到达了愉悦的顶峰……
我心底的一片阴霾彻底散去了，第一次，我体验到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快乐和幸福。
【后话】
我现在才明白，为什么齐娅那么爱笑，笑得又那么甜蜜，那是因为有了爱的滋润，才令她重新焕发出青春。有人说，第一次婚姻失败的人很难再获得幸福，但齐娅却希望用自己现在的幸福来反驳这句话。
买断工龄下岗之后，齐娅就办了一个婚介所，她说：“我只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获得自己的幸福。”
